齐泽克
英文原文： https://www.lacan.com/zizekother.htm
为什么弗洛伊德要在《图腾与禁忌》中，用“原父”的神秘叙事补充了俄狄浦斯神话呢？这第二个神话要告诉我们的是：俄狄浦斯情结不是主体必须解决掉父亲，那个作为第三者介入，阻止主体与乱伦客体直接接触的父亲（这种解读维持了一种幻想，即对父亲的抹杀会让我们直接抵达那个乱伦客体）；恰恰是杀掉父亲这个行为，也就是对俄狄浦斯情结的实现，导致了象征律令（死亡的父亲以他的名字*回归了）。今天人们口诛笔伐的“俄狄浦斯情节衰退”（也就是象征父系权威的衰退），精确地描述了父亲形象回归的逻辑：原父从极权主义政治领袖那里回到了父权式的爱欲欺凌者（paternal sexual harasser）。这是为什么呢？当这个“抚慰性质的”象征权威遭到悬置，避免令人疲惫的欲望死结（欲望内在的不可能性inherent impossibility）的唯一方法，就是去定位那个使得欲望无法进入一个，代表了原乐的，暴虐形象（despotic figure）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我们不能享乐，因为大写的他把所有的快感都收集起来了……
在“俄狄浦斯情结”中，恋母弑父是所有普通（男性）主体的无意识欲望，因为父亲形象禁止了主体进入母亲客体、干扰了我们与母体的共生。但是，事实上真正做到了恋母弑父的俄狄浦斯，他自己却是一个例外。相反地，在《图腾与禁忌》中，弗洛伊德强调了一遍又一遍，弑父并不是我们的无意识愿望，而是一个“必须已经发生”的史前事实。它开启了（人类）从动物进入文化的通道。简而言之，这个创伤性事件不是什么我们梦到的东西，而是从未真实发生，并因此，通过它的延迟，保持了文化的状态（因为完成与母亲的乱伦共生会消解掉定义了文化之丰富的象征距离/禁令）。进一步的，我们进入文化秩序的一瞬间，这个创伤性事件总是必须已经发生了。如果我们事实上杀死了父亲，为什么其结果不是我们渴望已久的乱伦母子共同体？在这个悖论中我们看到了《图腾与禁忌》的中心命题：禁令信息的传递者，阻止我们抵达乱伦客体的，不是活着的父亲，而是死了的父亲。他在死后，以他的名字的形式回归[1]，也就是以象征法律/禁令的化身回归。这样一来《图腾与禁忌》中的母体构成了弑父的解构必然性：从直接、残酷的力量通往象征权威/禁令式法律的统治的道路，永远是基于一个（被否认的）原始犯罪行动。在那里，能看到这样一句辩证法“你只能通过背叛我来证明你爱我”：父亲只有通过被背叛和谋杀才提升为崇敬的法律之象征。这个问题意识因此得出，无知不是在主体那里，无知是在大他者那里：“父亲已经死了，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就是说，他不知道他亲爱的追随者已经（永远已经）背叛了他。另一方面，这意味着父亲“真的认为他是一个父亲”——他的权威来源于他个人，而不仅是那个他占据/填满的象征的空位所赋予他的。忠诚的追随者需要对作为领导者的父权形象隐瞒的恰恰是这个裂口，这个领导者个人特质的瞬时性与他所占据的那个象征位置之间是裂口，这个等效于父亲的人归根结底是无能的（性无能）、荒谬的也是裂口（李尔王，面对这种背叛和随之而来的性无能的暴露，被剥夺了象征性的头衔，沦为一个老的，愤怒的，无能的傻瓜）。基督本人要求犹大背叛他（或至少让他知道了他话语字里行间的愿望…）的这种异端邪说因此变得有理有据了：在对于那个伟大男人的背叛的必要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他的名誉）之中，藏着权力的终极秘密。
但是，《图腾与禁忌》中依然有一些东西被遗漏了。让被谋杀的父亲以象征禁令的代言人的身份回归是不够的：这个禁令想发挥有事实上的效果，它必须被一个意志的积极行动所保持。因此，弗洛伊德在他的《摩西与一神教》中对俄狄浦斯装置增加了一个更进一步的新的变体。但是，这里的两个父权形象和《图腾与禁忌》里的就不同了：这两个形象不是前符号/象征性淫荡/非阉割的父权享乐以及作为符号权威的传递者的父亲（父亲的名字），而是古埃及的摩西（摒弃了早期的多神教迷信，引入了一神教，宇宙的概念是由一个独特的理性秩序决定和统治的）和闪米特的摩西（Jehovah [Yahve]耶和华，当他感到被他的子民背叛时表现出复仇的愤怒的嫉妒的上帝）。《摩西与一神教》再次转变了《图腾与禁忌》里的（俄狄浦斯）装置：被他的追随着/儿子们“背叛”和杀死的不是那个淫荡的、原始的父权享乐，而是“理性的”体现着象征秩序的父亲——他是统一的宇宙背景性框架（逻格斯）的人格化。现在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前符号/象征淫荡的父亲以他的名字（象征权威）的伪装的回归，而是一个被追随者/儿子背叛/杀掉的逻格斯，它用这样一种伪装回归——嫉妒的、复仇的、毫不宽恕的、一个充满了谋杀狂怒的上帝的超我形象。只有通过这个对俄狄浦斯母体的二次颠倒，我们才抵达了那个帕斯卡式的，著名的，对下列两种上帝的区分：上帝作为哲学家（上帝代表着宇宙背景性框架之逻格斯，它把自己认同为宇宙的理性框架）和上帝作为神学家（爱恨之神，反复无常的“非理性”宿命的神秘“黑暗之神”）。
关键点是，正如拉康所指出的那样，与一个天赋享乐知识的原父相比，现在这个不肯妥协的上帝被狰狞的无知（”la féroce ignorance de Yahvé”）附身了，他大声地对享乐喊道：“NO!”。这个上帝抱着这样一种态度：“我不想听到也拒绝了解任何关于你们那些隐秘肮脏的享乐方式”；这个上帝放逐了两样东西：一是承载着传统性化智慧的宇宙（一个仍然维持着大他者/象征秩序和享乐之间终极和谐的表象的宇宙），二是这样一种观念——宏观世界被一些带有男女性张力的底层原则所规定，即阴和阳、光和暗、地球和天堂。这个上帝是一个原始存在主义者，他不是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它的存在不合时宜地与萨特对人的定义：人先于（precede）他的本质（essence）而不是符合他的本质。因此他不仅用同义反复言说他的本质（quidditas）——“I am what i am”，而且还用同义反复解释关于逻格斯的一切以及他行动的原因，更精确地说，他用同义反复解释他的禁令（为什么他要求和禁止我们做某事），他不可阻挡的命令最终都基于一句话：“一切是这样，是因为我说了我tmd喜欢这样！”简言之，这是一个纯粹意志之上帝（the God of pure Will），他那变幻莫测的深渊超越了任何普遍的理性秩序。这是一个不为他的所作所为做任何解释的上帝。
这是一个对他的追随者/儿子言说的上帝，在这里他对他的子民们说话时，嗓音（voice[2]）的介入是至关重要的。拉康在他未发表的关于焦虑的研讨班（1960-61）上指出，嗓音（说话真正的动作）带来了符指网络的行动搬演（passage à l’acte，acting out[3]）,它的“象征功效（symbolic efficiency）”。嗓音固然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荒谬的，它只是一个表达出上帝恶意又复仇的愤怒的负面姿势（所有的意义都早就已经在组织起我们宇宙的象征秩序里了）。但它又是精确的，因为是它确定了纯粹结构化的意义，将意义变形为感官经验。这就是另一种说法，通过发出嗓音来昭示他的意志，上帝主体化了他自己。被他的人民背叛并杀死的古埃及的摩西，是包罗万象（all-inclusive）的逻格斯的太一，是宇宙的理性实体性框架，是能够通达掌握自然之书阅读方法之人的“书写”（writing[4]），却不是独此一家（all-exclusive）的主体性的太一。后者将他无条件的意志强加在了他的造物之上。
这个拥有无依据的意志和非理性残暴狂怒的上帝，通过他的禁令，摧毁了古老的性化智慧，这样就为去性化打开了空间，继而把现代科学的知识抽象了出来。这里出现的悖论是：只有当科学知识的宇宙它本身，被禁令式父亲的过剩非理性的形象补充和维持，才会有“客观”科学知识（现代意义的，后笛卡尔意义的）；笛卡尔的“自愿主义”（他臭名昭著的论断：如果是上帝的意志的话，那么2+2=5——没有任何外部真理可以和神性共存）必然的成为了现代科学知识的对立面。前现代的亚里士多德式的、中世纪式的知识，还不是“客观的”、理性的、具有科学精确性的，因为它缺乏这种过剩，即上帝以纯粹无理性意志的主体性之名（行事）——亚里士多德式的上帝，直接等于他的外部理性自然，它除了是事物逻辑秩序外什么都不是[5]。进一步的悖论是：这个“非理性”的上帝，作为一个禁令式的父权形象，也为整个现代性的发展打开了空间，乃至让解构主义者得到性认同只是社会-象征建构的偶然结果的观念：这个禁令形象退去的一瞬间，我们就退回了当下很流行的荣格派新蒙昧主义的观念，也就是男性女性原型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没有误解对象征法律/禁令的“恰当的”权威与单纯的被规则统治之间的区分，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悖论性地，象征规则的领域，以及被认为是这种领域的领域，必须依靠某些完全超越规则的同义反复权威，也就是说，“是这样因为（被上帝说）是这样”（“It is so because said it so!”）。
现在人们能看到，为什么在个人力比多经济学的层面，拉康把这个禁令式的上帝称为作为“阉割的能动者（agent）”的“真正的父亲”：象征阉割是大他者与享乐之间的裂隙的另一个名字，考虑到两者无法被“共时（synchronized）”。人们也可以看到，在何种精确的程度上，倒错（perversion）推动了对阉割的否认：倒错者最基本的幻想就是他可以掌握一种（象征界的）的知识，让他可以规定自己通往享乐的道路，用更时髦的话说，倒错者的梦想是将性活动变形为一种工具性、结果导向的活动，且这种活动能够根据一种精心设计的计划而被投射和执行。所以当某人说当下父权权威在倒退，实际上是在说那个不可妥协之“No”的父亲看起来在倒退；在他的缺场中，在他那个禁令式的“No！”的缺场中，象征秩序与享乐之间新形式的幻想性和谐可以再次繁荣。这就是所谓的新时代“功能整体性”的态度真正的意涵，重新恢复理性和生命实质之间的和谐（世间或宏观世界本身作为一种生命实体）是以这个禁令式的“真正的父亲”的缺场为代价的。
这些死结指出，某种角度上讲，今日世界大他者不再存在了，但问题是这到底是哪种角度？在拉康那里，大他者似乎和上帝一样（上帝不是今天才死的，他从最一开始就是死的，只是他不知道……）：他（大他者）最开始就没有存在过，也就是说，大他者的不存在和他作为象征秩序是终极等价的，而象征秩序是符号性虚构（symbolic fiction）的秩序，它和直接的物质因果关系不在同一层面运行。（在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对精神病患者来说大他者是存在的，因为精神病赋予了词语直接的物质性功效。）简而言之，“大他者的不存在”严格地与以下观念紧密关联：信念之观念、象征信仰之观念、信任之观念以及用他人说话的价值仅凭他用词的价值之观念。
什么是象征功效？我都知道那个古老、过时的笑话，它关于一个疯子以为自己是玉米粒；在最终被治愈并送回家之后，他没过多久就返回了心理治疗中心，向医生解释他的恐惧：“在路上，我遭遇了一只母鸡，我生怕它会吃了我！”医生讶然：“可是你已经知道你不是玉米而是一个不可能被母鸡吞下去的人啊？”，疯子回答：“是啊，我知道我不再是一粒玉米，但谁明白母鸡知不知道这档子事儿呢？”这个故事的荒谬之处仅在于，疯子在事实的层面考虑自己是不是一粒玉米，然而如果把玉米换成任何一种能够决定你符号性认同的特征，那么这个故事完全是可被理解的。看看我们在和科层等级制度打交道的时候都出了什么幺蛾子。例如，一个高级官员可以服从我的需要并给我一个更高的职衔；但是，这个（任命）法令被恰当地执行并且下达到与这个头衔有事实关切的（比如要为这个头衔付更高薪水）低级的主管部门，往往需要花费可观时间。我们都知晓被一个低级官员阻挠的场景，他瞥了眼法令，不痛不痒地反驳道：
“不好意思，关于这个新举措我还没有接到正式的通知，所以我爱莫能助……”这某种程度上说是不是挺像：“不好意思，对于我们来说你仍然只是玉米粒，而不是人类。”简而言之，总有一个特定的神秘瞬间，一项措施或法令变得有实际效力，被注册到了大他者的象征机构。上一次斯洛文尼亚竞选活动中的一个趣事是这种神秘瞬间的典型。一位我朋友当地选区里的老妇人找到了他，寻求帮助。在某次管理部门的重新安排中，她房子的门牌号被改到了23（不是通常的不幸数字13），她十分确信这数字让她倒霉，她被分到这数字的一瞬间，坏事就找上了门（劫匪闯入，一场风暴掀了她屋顶，邻居开始惹恼她…）。她友善地问我朋友，一位当地参选者，能不能让市政当局改一下她的门牌号。我朋友给她提了一个很简单的建议：为什么她不自己改呢？她简单地重画或者换掉门牌号，换上23A，或者用231代替23不就得了吗？这个老妇人回答道：“嘿，我几周前试了，我给23加了个A，但不管用啊。霉运还是在继续，你没法骗它。这事必须得国家有关部门才能办妥当…”。在这里，不能被欺骗的当然是大他者的象征机构。象征功效因此有关一种最小程度的具象化：为了变得有效力，让所有的相关个体知道某些特定事实是不够的；它，也就是象征机构，必须也知道/“注册”这个事实。这里的“它”，当然归根结底可以被具体体现为绝对的“大他者”，也就是上帝本人，的凝视。难道这个不幸的老妇人碰到的问题和那些天主教徒为了避孕只在没有排卵期的时候那啥的习惯完全一样吗？上帝显然不可能不知道他们那啥只是为了性快感而不是为了生育，那他们到底在骗谁？过去教会总是对正当的铭记/注册与单纯的存在之间的裂隙极短敏感：例如还未受洗就死了的儿童不可以在圣地得到一个妥当的埋葬，因为他们还未获得信徒社群的正当铭记…
在马克斯兄弟系列电影中的一部，当格劳乔·马克斯被抓到撒谎时，愤怒地回答：“你到底信你自己的眼睛还是我的话？”这个荒谬的逻辑完美地演示了象征秩序的运作模式（functioning），在其中，面纱似的符号性委任比个体带着面纱和/或接受委任的直接现实还要重要。这个运作模式涉及到恋物癖式否认的结构：“我十分清楚我如何看待事物决定了事物的本质，我十分清楚那人腐败堕落又虚弱不堪，但尽管如此我尊敬地待他，因为他戴着法官的徽章，所以当他言说，那就是法律本身通过了他的肉体在言说。”所以，在某一点上，我真实地相信他的话，而不是我的眼睛，也就是说，我信仰另一个空间（纯粹象征权威的国度）比，作为现实的，它的代言人更为重要。因此（在下面这种场景中）人们缺乏一种对现实进行犬儒式削减的态度：当一个法官言说，他话语中有一个比法官本人作为直接现实更高的真理（法律机构的话语），如果一个人把自己限制在他所看到的东西上，那他肯定错过了重点。拉康针对这个悖论提出了他的“不被欺骗的错误（les non-dupes errent）”：那些不允许自己被符号性欺骗/虚构捕获的人，他们继续相信自己的眼睛，是那些错得最多的人。一个“只相信自己眼睛”的犬儒主义者漏掉了符号性虚构的功效和它是如何结构我们对现实的经验的。同样的裂隙在我们与邻居（neighbors[6]）处理最亲密的关系时也在发生作用：我们假装好像不知道他们也闻起来很臭，分泌排泄物等等，一种恋物癖式否认的，最小程度的理想化，是我们和邻居（伴侣）共存的基础。
今天，新式数码科技使得完美虚假的纪录式图像成为可能，更不用提虚拟现实技术，所以这句箴言“相信我的言辞（论证），而不是着了你眼睛的迷。”比以前任何时候都真确。重要的是了解到“你到底相信谁，你的眼睛还是我的言辞？”（也就是，“虽然我知道…，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的逻辑是如何在符号性虚构和想象性模拟中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运作的。在那个关于带徽章法官的有效用的符号性虚构的例子里，“我十分清楚那人腐败堕落又虚弱不堪，但尽管如此我尊敬地待他就好像/我相信那是象征大他者通过了他的肉体在言说。”：我否认我眼睛看到的并选择相信符号性虚构。相反，在虚拟现实技术拟像的例子里，“我十分清楚我看到的一切都是被数码机器制造出来的，但尽管如此我接受了将自己沉浸于其中，表现得好像我相信它一样。”这里，我否认了我的（象征界的）知识告诉我的而选择只相信我的眼睛……
然而，最能体现符号性虚构作为一种普遍性的中介的力量的最好的例子可能是一种基督教式的正确，也就是对基督复活的信仰：“真”基督的死亡是在圣灵，在信众社群灵魂性的层面，被“扬弃”的。以新诺斯替派/二元论者作为伪装的人的解读（误读），当下正在攻击最初被圣保罗论述的基督教真正内核。他们将基督复活贬为对个体灵魂“内部”灵性成长的隐喻。这样就遗失了基督教核心信条的一部分：与《旧约》罪与罚的逻辑的决裂，也就是奇迹恩典（the miracle of Grace），可以进行回溯性地“撤销”，擦去了我们过去的罪。而《新约》的“好消息（good message）”是奇迹无中生有（creatio ex nihilo）了一个新的开端，意味着从空无中开始一段新的生活是可能的。（Creatio ex nihilo，一个新的符号性虚构的建成可以擦掉过去的那个，当然这只能在同一个符号学宇宙中实现）。重要的是，这个新的开端只有通过神的恩典才是可能的，并且它的动力必须来自外部。人类克服阻滞或将其灵魂升华到超越物质利益自利主义的这种内部努力是无法开启这个开端的可能性的。精确到这种程度，正当的基督教新启元和存疑的异教徒诺斯替主义的对于“灵魂复生”的解释就完全不相容了。
新纪元运动痴迷的，用当代方法来进入柏拉图路径是，从他的讲演录体现的公开教学之下挖掘出他真正的，深奥的教条，也就是柏拉图所谓的“隐秘教诲（secret teaching）”。这种“隐秘教诲”例证了假定的淫荡大他者总是如影随形地跟着纯粹理论的太一（the One of pure theory）。但是我们稍加审视，这种“隐秘教诲”的肯定性（positive）内容就把自己暴露出来，它不过就是机场书店卖的，约瑟夫.坎贝尔写的那种流俗智慧：一种新纪元运动的陈词滥调，讨论宇宙二元性法则：太一作为光的肯定性（positive）法则，必然伴随着原始的他者性，也就是阴性/女性（feminine）物质的神秘黑暗法则。这种理论其中就包含着柏拉图神秘的“隐秘教诲”的基本悖论：通过艰苦的训诂考据工作，我们应当发掘出的秘密不是别的，就是最臭名昭著的新纪元运动流俗智慧，它作为拉康拓扑学的一个很好地例子呈现了在何处最内隐之内核会与最激进的外部性达成短路。这不过是蒙昧主义/反启蒙主义对启蒙主义发起的斗争的新一篇章：既然柏拉图作为第一个伟大的启蒙者，对他的“秘密教导”的痴迷揭示了这些人的意图：他们试图证明柏拉图在教导一种特定的原教旨（这样柏拉图就被他们拉下水，变成蒙昧主义者了）。
流俗的新纪元运动的诺斯替主义拥趸重新宣称一种在官方圣保罗主义教义之下的基督“秘密教导”的目标是一样的：为了撤销，为了擦去，“事件-基督（Event-Christ）”激进的创新性，将其贬抑到一种对之前诺斯替主义的血统的延续。诺斯替主义对基督教的这种误读的另一个重要层面是对关于一种关于基督的伪科学（比如传言中基督的坟墓、他和抹大拉的玛利亚结婚所繁衍的后代）的痴迷在逐渐增长。像《圣血》、《圣杯》以及《上帝之墓》之类的畅销书都聚焦在法国南部的雷恩城堡一带，它们放弃了一大块自洽连贯的叙事却去相信圣杯传说、卡塔尔派、圣殿骑士团以及共济会之类的传说，并且拥护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那个真叫基督的人以及他的后代来取代圣灵（信众的社群）的符号性虚构那逐渐消亡的力量。基督抛下他的身体或者后代的事实贬抑了基督的-圣保罗的对于复活的叙事：基督的身体没有被有效地复活，“耶稣留下的真正的讯息在复活中被丢失了。”（《上帝之墓》）。而这些书鼓吹的“真正的讯息”无非是说基督旨在推崇“人们走自我决断的道路，而不要走服从于信条教规的道路”：救赎是源于灵魂的内部旅程的，而不是源于一个外部的宽恕行为。“基督复活”被这些流行文化解读为灵魂通过自我净化之旅来完成内部更新/重生。对于这种“实在界回归/重回实在界”的拥护者来说，他们的发现是对长期被教会作为一种权威机构压抑了的叛逆的和颠覆性的秘密的发掘；但是这帮人未曾考虑过：万一正是对这种“秘密”的发掘把“基督复活”最独特的特性给抹去了呢？他们的这种行为恰恰撤销/放逐了真正创伤性的、颠覆性的基督教教诲：它带来的迷津和对原罪回溯性的宽恕，这才是“基督复活”这一事件最独一无二的特性。
令人有沧海桑田之感的剧变已经在当下发生了，“大他者不存在”比过去发生的通常变化来得要更为激进，与大他者有同样境遇的是象征秩序：那种能抵抗诸多可疑证据依然可以持存的象征信仰，已经越来越衰败了。在大他者的消亡中，（我要指出的）第一个悖论显现在所谓的“抱怨文化”中，其底层逻辑是愤怒：人们不是欢欣地认可了大他者的不存在；主体怪罪大他者的失败和/或其性无能，好像大他者对其不存在负有罪责，换言之，他的性无能不是脱罪的借口。主体的结构越“自恋”，他越是怪罪大他者，并因此断言了他对大他者的依赖性。这种“抱怨文化”因此呼唤大他者的介入，并给个交代（大他者要为性少数和少数族裔遭到伤害赔偿，即使这种赔偿到底该怎么执行取决于不同的伦理-法律委员会）。“抱怨文化”上述这种特点源于其拥护者刻舟求剑式的思想扭曲，在他们把抱怨翻译成一种大他者（通常是国家）的法律责任的努力时，他们到底想让大他者赔偿什么？答案是：正是那种我被夺去的高深莫测的剩余快感，它的匮乏让我感到权益受损。由此看来，“抱怨文化”不正是现代版本的歇斯底里式的不可能之要求（demand）吗？这些要求提向大他者，在其功效上就是为了被大他者拒绝。因为主体把大他者的不存在寓于它的抱怨中了：“我会遭受苦难是因为大他者对我的苦难负责/有罪？”。这里不可逾越的裂口位于抱怨的逻辑与真正“激进（革命）的”行动之间，换言之，只要悬置现存的法律体系而不去抱怨大他者并期待大他者去行动（也就是取代对它采取行动的需要need），那么这个行动自己就已经完成了。抱怨被剥夺快感权力的那些人错在，他们没有削弱大他者的点位，而是对大他者演说：他们通过把他们的要求翻译成一种刻舟求剑式的抱怨来攻击大他者，恰恰确证了大他者的点位。
其次，当下大面积地出现了下列现象：伦理/宗教的原教旨主义复苏，这些运动倡导回到一种基督教或xxx教对性角色进行男权家长式的分配；新纪元运动对宇宙大量的再性化（re-sexualization），即回到前现代的、异教徒式的、性化的宇宙-本体论（cosmo-ontology）；阴谋论作为一种流行的“认知测绘（cognitive mapping）”在壮大……这些现象似乎在反对大他者的撤退。这些现象不能被看成是一种“对自由的逃避”式的退步而被忽视，作为一种不幸的“过去时代的残余”，我们只有更加果断地继续解构主义的下列两种道路才能让这些现象消失：第一种，就是对各种固定的认同的历史化（historicisation），第二种，就是要揭穿每一种自然化了的自体形象（self-image）的偶然性。进一步的，这些恼人的现象逼迫我们描绘出大他者之撤退的轮廓：“大他者不存在”（也就是象征功效的冰消瓦解）所导致的转变，其悖论性的结果确切地揭示了大他者不再作为一种符号性虚构而存在，大他者在另一个层面上，也就是在实在界，重新出现并有效力地存在了。
相信大他者在实在界里存在的信念是对偏执狂/妄想症最简明的定义，所以两种描绘了今日社会意识形态立场的特征，也就是犬儒式疏离[7]和对妄想症式幻想的执着是严格相互依赖的：今日社会典型的主体，尽管表现出一种对任何公众意识形态都不信任的犬儒主义姿态，却完全不加限制地将其本身放纵于关于阴谋、威胁以及他者（大他者）过剩快感的妄想症式幻想中。主体对大他者（符号性虚构的秩序）不信任，并且拒绝“当回事”，都是因为他们相信有个“他者/大他者的他者/大他者（Other of the Other）”，一个秘密的，不可见的，全能的能动者，能够有效地在可见的公开的权力之后进行幕后操作。这个他者，淫荡又无形的权力结构扮演了拉康派说的“他者/大他者的他者/大他者”的角色，也扮演了大他者（规范社会生活的象征秩序）的一致性的终极/元保障（meta-guarantee）。
这里，我们应该寻找“宏大叙事的终结”的根源，也就是叙事化运动（narrativization）进入僵局的根源。在我们的时代，当曾经能够囊括全球的叙事（“自由主义民主与jq主义之间的斗争”）不再能够在政治、意识形态、文学和电影中维持可能性的时候，这种妄想症式的阴谋论叙事似乎是达成全球性“认知测绘”的唯一解。我们不仅在右翼民粹主义和原教旨主义那里看到这种妄想症式的叙事，也在自由主义中间派和左翼路线当中看到它。（自由主义中间派：关于肯尼迪被刺事件的秘辛；左翼：美国老左翼痴迷于神秘的政府特务机关在实验可以用来控制人民的神经性毒气。）有人把这种阴谋论叙事理解为“中产阶级”令人讨厌的，对现代化进程感到不安所做出的妄想症式法西斯主义回应，这是对这种叙事过于简单粗糙的轻视。当不同的政治议题，为了获得大众认可，窃取了这种，作为一种漂浮的能指，被编造出来的阴谋论来对大众的“认知测绘”做出改变（最小程度上[8]）时，它能够生产出来的力量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这是大他者在它被宣称的消失之后才可以持存的一种版本。另一种版本以新纪元运动和荣格派对宇宙的再性化（“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为伪装。根据这种说法，有一种潜藏的，深深扎根的原型认同，能够在当代一团浆糊的身份与认同困惑中为人们提供避难所。从这种角度来说，今日的危机归根结底不是源自人们难以克服固定性别角色的传统。现代人牺牲了其人格中女性/同情的维度来过于强调其男性/理性/清醒的维度，导致了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才是今日危机的原因。尽管这种趋势和女性主义一样都有反笛卡尔主义和反父权制的偏见，它还是让女性主义者将其运动议程改写为对下面这种命题的重申：一种原型性的女性根基被我们竞争激烈、男性主导、机械论的宇宙给压抑了。另一个版本的真正他者/大他者的形象是x骚扰其女儿的父亲，它位于所谓的“错误记忆综合征”的中心位置：这里，也是一个被悬置的父亲，作为符号性权威的代理人，作为一种符号性虚构的化身“重回实在界”。（那些支持对童年x虐待的回忆的人提出的争论造成了争议。他们认为父亲实施的性骚扰不仅仅是一种幻想，至少不是一种现实和幻想不可分割的混同，而是一个明明白白的事实，它“真实地发生”在大多数家庭。这种固执完全不比弗洛伊德坚持下面一种意见的固执弱：对“原父”的谋杀是人类史前史上真实的事件。）但是，仍然还有一种对大他者更有趣和不可思议的断言，在所谓的“解放”概念中清晰可辨，即是说：在当代，个体被强制（重新）发明他们互相共存的规则，却不能依赖康德的伦理哲学早就已经已经例证了的某些元规范。在《冷酷和残酷》中，德勒兹为康德关于道德律的激进的新观念设立了一个不可超越的公式：
法律不被认为是依附于善，反而善要反过来依附于法律。这意味着法律不再在更高的原则上拥有基础、获得权威，而是仅仅出于自身的形式是自我奠基的和坚固的……通过将大写法律确立为终极基础或原则，康德为现代思想添加了一道本质性的维度；就定义而言，法律的对象是不可知与难找的（elusive）……很明显，被纯粹形式所定义，不带有任何实质或对象或任何决定的大写法律是没人知道或没人能知道它是什么的法律。它带着面具运作。它决定出了一个人变得有罪以及越过不知为何的界限的僭越领域，就像在俄狄浦斯的例子中那样。就算是定罪和惩罚都没有告诉我们法律是什么，而是将它留在与惩罚的最详尽说明相等的未决定状态之中。[9]
康德的法律因此不仅仅是一个应用于随机经验内容的空形式用以查明这些经验内容是否符合伦理充分（ethical adequacy）的标准。这个空形式更是一种保证，确保缺场的内容绝对不会到来。这种形式不是对大量经验内容的一种中立且普遍的范式；这个形式的自主性进一步保证了不确定性：我们绝不会知道导致我们行动的特异性的既定的行动内容是否与这种特异性搭配。换言之，我们是有效地遵从法律而行动，还是被某种隐藏的病理化的模式指导着行动，是不确定的。康德因此宣称，在卡夫卡那里达到巅峰的，法律的观念以及现代政治的经验是“jq主义”：既然，法律的Dass-Sein（法律的事实）先于于其Was-Sein（什么是法律），主体发现自己陷入了这样的境地，尽管他知道有那么一个法律，但他绝不会知道（并且不能先验地知道）法律其实是与其化身分割开来的一个永恒的裂口。主体因此于其存在先验地有罪：罪在不知其有罪（不知其为何有此罪），他在不知其确切规定时就触犯了法律。在哲学史上头一回，法律的声称变成了无意识的：没有内容的经验形式永远是被压抑之内容的索引，主体越激烈地坚持那个空的形式，被压抑之内容越创伤。
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康德版本的“主体重新发明其伦理行动的原则”与后现代福柯版本之间的裂口。虽然康德和福柯都声称伦理判断归根结底展示的是美学判断的结构（一个人不能简单地用一种普遍化的原则应用到具体情境，他必须在每一个独特的具体情况中重新发明一套普遍性原则）；区别在于，在福柯那里，这只是意味着主体被迫进入一个不能借助超验法律但必须确立其伦理计划的境况，而在康德那里，当主体履行其职责时，法律在一组确定的积极普遍规范的特定意义上的缺场，赋予了道德律（这个道德律以纯粹的空的禁制令之名）更多令人感受激烈又无法忍受的压力。从拉康派的角度上讲，就是在此处我们遭遇了待被发明的规则与其潜藏的律令/禁令之间的重要区别：只有当法律作为一组确定的积极普遍的象征规范无法呈现出来时，我们遭遇了法律最为激烈的一面，也就是法律作为实在界的无条件的禁制令。被道德律卷入的禁令，就其本身的性质，有一个我们在这里要着重观察的悖论：就其最根源的那一面来说，这个禁令不是要阻止某人完成某些违反法律的积极行动，而是在自我指涉，禁止任何具体的、象征的指示来让法律变得难以理解，使法律“不可能”；这个禁令也禁止人们要求任何关于法律之地位的积极规范。归根结底，这种禁令意味着法律本身的位置必须保持为空。
在这里我用经典弗洛伊德术语：在福柯那里我们得到了一系列规则来规范”care of the Self”在他的“快乐的享用”中（简言之，就是对“快乐原则”的理性应用），然而在康德那里，对规则的（重新）发明必须遵从“超越快乐原则”的禁制令。当然，福柯/德勒兹会认为康德归根结底是一种视角性的幻觉的受害者，这种幻觉导致康德（错误地）认为伦理规范固有之激进特性：主体必须自主地发明他行为的规范，即使需要以其自身为代价，并承担责任，不找一个作为对立面的大他者来怪罪，激进地预设了一个不可把握、超验的大他者的存在，他用无条件的禁制令恐吓我们，并且阻止我们抵达他；我们被强迫完成我们的大写的职责，却永远被禁止知晓这个大写的职责到底是什么。对于这样的问题的解决（也就是把大他者不可把握的对大写的职责的召唤翻译出来），弗洛伊德式的回答是，我们必须依靠对无意识的否认：我们经常忽视的是，福柯拒斥精神分析对性的解释同时也是对弗洛伊德无意识的拒斥。如果我们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思考康德，那么那道分开自设规范与这些自设规范底层的大写的法律之间的裂口，正是（意识地—前意识地）我们遵守的规则和无意识的大写的法律之间的裂口：精神分析的入门课就会教授什么是无意识，在其最积极的层面，不是非法的、被压抑之欲望，而是根本的大写的法律本身。
所以，即使是在一个致力于“care of the Self”的自恋主体那里，他的“快乐的享用”也是被无意识的、无条件的超我律令所维持的。当这些人无法追求到快乐，他们感受到的那种负罪感不正是最终极的证据吗？根据社会学调查，现在人们越来越不被x活动吸引了；对激烈x快乐令人讶异的冷漠正在逐渐增长，与我们后现代社会官方意识形态“及时行乐”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所以，我们当下看到的一个典型主体是一个过于投入到前戏（慢跑、按摩、晒黑、涂抹乳霜和乳液。。。）以至于他所以努力的真正目标（x活动）不再吸引他了；今天，你在纽约克里斯托弗街或切尔西随便走走，就能看到数百名同性恋者将非凡的精力投入到健身中，痴迷于变老，致力于享乐，但显然生活在永久的焦虑和最终失败的阴影下。。。超我再一次完成了它的工作：他直接的律令“享受！”更像是一种致力于在实际效果层面阻碍主体享受的手段而不是还留有一丝犯禁空间的，单纯、直接的禁制令。其中的教益是，恰恰是自恋的“care of the Self”,而不是社会禁制令网络的“压抑”，是激烈x体验真正的敌人。那种后精神分析主体性创造出来并积极参与的乌托邦，超越了性，只追求新潮乖僻身体性快乐已经恢复到了一种令人索然无味的枯燥；只剩下疼痛的直接干预（施受虐）才可以抵达激烈的快乐体验。
因此，“大他者不存在”（作为一种有效力的符号性虚构）的事实，导致了两个互相关联，却又完全相对的后果：一方面，符号性虚构的失败引诱主体越来越多地依恋想象性拟像以及今天从四面八方轰击我们的感官奇观；另一方面，也激活了在实在界中对身体本身进行暴力的需求（切割和刺穿肉体，或将假体插入体内）。